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 翟东升老师
极简简介
此处以两版的前言的节选来作简介。
第三版前言
本书有2009年开始做了第一版，迄今为止已有第三版（2019年）。 本书的若干语言和预警都得以兑现：
- 2010年第一版提出逆全球化的风险
- 2015年第二版（撰写于2014年）预警美元强势周期导致人民币汇率下跌和资本外逃的恶性循环
第二版前言
宏观来看，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 但是微观来看，生活中的困境压的普通人喘不过气来。 看整体国势，中国好像很有前途；但是看自己身边，好像又问题很大。 写这本书是为了告诉读者，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是艰辛却又令人骄傲的。
本书向读者指出一些基本事实和历史轨迹，包括：
- 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势
- 当代中国体制的特质
- 中国已经具备巨大潜能
个人看法
极简评价
这是一本全面的书，其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为主线，涵盖货币，安全，投资，援助等方面，对认识中国当下经济政治政策的形成过程可以起到帮助作用。
这同样也是一本乐观的书，乐观地总结了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货币等政策变动，并乐观的展望了未来中国发展的趋势。 为何说这本书乐观？ 是因为其总能从正反两面考虑过去的政策，甚至是“不那么好的政策”，并提取出有价值的经验。 同时又通过分析历史和总结，在考虑到很多政策潜在弊端的情况下，对未来政策提出相对优良一些的改进或优化。
感想/看法
本人从这本书收益良多，翟老师在自己的知识框架下对中国过去的走势和未来的发展做出了分析总结。 对我个人而言，由于之前知识体系尚未构建，所以对翟老师的观点以认同居多，或许将来在不断学习后，可以更加批判看待书中观点。
仅从书中总结的事实来看，我个人对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可以从书中清晰地看到国内政策的调整与转变，尽管政策或许尚有不足，但是不断完善，向科学完备发展。
有一个明显有趣的点，就是可以看出翟老师的一些“双标”，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察觉到了美国的货币霸权，不公平的优先发展权等，对其进行批判，但是我们的目标也是获得这一些权利。 还有就是一些政策在我们国家使用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利弊，但是宣传给其他国家使用相同政策时则强调好处。 这其实无可厚非，“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然我还是更愿意相信当中国作为一个体系更中心的国家时，能更多的承担一些国际责任，可能要好于多数的民主大国。
在对外投资和援助上，我以前其实一直没搞清楚必要性重要性和利弊。 这里看来或许翟老师已经一一阐述，之后可以新开一个 post 来做一下总结。 但是总的来说，能说和不能说的好处都是存在的。 此时就有涉及到另一个也很有趣的话题----“师出有名”。 为自己的政策和潜在利益作出令人无法反驳的解释，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本书其实强化了一个我的认识。 就是金融的本质，或者说最重要的点，是为社会活动提供资金，尤其是优化资金配置。 以前我对这一认识并不清晰，觉得金融可能主要在于套利，或者保证市场有效（当然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一度觉得金融很虚，甚至有时会存在对其嗤之以鼻但又羡慕人家利润的看法。 尤其是之前觉得很多金融人士致力于杀猪盘割韭菜，更是让我这行业持轻视态度（可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但是这本书在国家投资，主权基金，国企民企的陈述中，反复展现了优化资金的配置对于行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让我强化了金融这个行业负担起优化资本配置责任和义务的认知。 所以个人认为，金融，尤其是中国金融，脱虚向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要能干的了实事，也得能抵御国外的金融攻击。 （外行人的见解。）
其实书中大部分内容，翟老师在政经启翟中都有提到。 这里只是在中国发展的维度进行展开。 但是总的来说跳不出“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 本人虽然见识的社会比较少，但是对“人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深以为然。 最后以 Ray Dalio 最近说的一番话结束这番感想。
I encourage you to look at the trends and not misunderstand and over-focus on the wiggles.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China is a state capitalist system which means that the state runs capitalism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most people and that policy makers won’t let the sensitivities of those in the capital markets and rich capitalists stand in the way of doing what they believe is best for the most people of the country.
按节讨论/摘录
第一章：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
四类国家：
- 中央国家：依靠信心生活，美国
- 准中央国家：依靠理性生存，欧日
- 外围工业国家：依靠勤劳谋生，中国，印度，东亚，中东欧
- 原料提供国家：依靠运气生存，中东，拉美，非洲，东欧，中亚
四类国家间主要存在两种关系：
- 贸易关系：材料和产品的流动
- 融资关系：美元霸权
世界市场体系的基本特点：
- 无远弗届：很少有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
- 非常不公平的体系：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更富有和稳定。
- “中央国家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外围国家难以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索罗斯
- 铸币税：信用货币与真实价值；外围投资与美元贬值。
- 要素流动的选择性：不同要素流动程度不同，信息观念到商品服务到技术到人力资源流动程度递减。
- 自我强化功能：中心外围固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中短期效应）
- 周期的自我更新：伊利比亚半岛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
- 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当大家都掌握了新的财富与权势要素，规模（人口，幅员）重新变得重要。
- 短期内“劫贫济富”，长期“损有余而补不足”。
- 结构的鲁棒性：
- 利益分布不均衡但是博弈论意义均衡。
中央国家收益、代价和条件：
- 获得的收益：
- 提高人均财富拥有量。
- 提供对全球经济波动节奏的掌握和调控能力。
- 融资和负担转嫁能力。
- 语言、人才、政治自信、号召力。
- 获取和保有中央地位的条件：
- 货币霸权（参考如何成功开办和经营一家商业银行。）
- 资本实力
- 控制商业活动以自己货币进行
- 维系重要国家的关系获得支持
- 发行金融产品满足外围国家偏好
- 存款通过投资转化为资本
- 自己的跨国公司有明显经营优势
- 全球市场开放性
- 中央国家承担的成本：
- 产业外移，长期逆差，去工业化
- 控制战略地区的安全成本的
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常见陷阱：
- 资源诅咒陷阱
- 欲速不达的赶超陷阱
- 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陷阱
寥寥几个外围国家逆袭的成功者，都符合以下特征：
- 极度缺乏自然资源
- 人口增速适中
- 紧紧依附西方市场
- 政府对权力控制牢固
第二章：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
从人均角度来看，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在于原材料而在于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三外路线”**：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货币安排。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外围原料出口国演变为外围工业国。 2019年中国即将从外围工业国转变为中央工业国的临界区域（地位等同欧日）。
**“三外路线”**的政策组合，形成了官方巨大的外汇储备：
- 人民币大幅贬值锚定美元
- 引进外资
- 鼓励出口
- 经常项目人民币可兑换
- 强制结售汇
“三外路线”的利弊：
- “三外路线”的利：
- 就业、工业化、资本积累、对改革的推动、和平。
- “三外路线”的弊：
- 本土工业形成挤压、环境资源代价、对外部资本及市场依赖、地区部门阶层间分配失衡
- 对中央国家的实质性纳贡，外商利用外汇在中国收益10%以上的年华，而中国用外汇投资收益接近0。
- 不可持续性：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放贷美国借债的循环模式不可持续。
“三外路线”的修正：
- 科学发展观：以福利而不是 GDP 衡量政策成就。
- 外商回归国民待遇，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
- 人民币渐进升值过程。
- 强调自主创新，培育自身多层次资本市场。
- 启动内需，减轻外部依赖。
- 对国有企业的扶持。
“三外路线”在中国何以实现：
-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
- 体制根源：国家权力彻底渗入动员和改造了中国社会，中央地方关系也同样重要。
- 思潮和意识形态因素：引入西方经济学，“科学发展观”。
- 要素禀赋，人口与资源：规模是竞争优势，也有着巨大的内需市场潜力。
“三外路线”兴衰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 20世纪90年代低调对外，“韬光养晦”。
- 2004年后，对西方依赖程度在逐步减轻，西方却更依赖中国。
- 2005年来，在联合国使用或声称使用否决权来迫使议案调整。
- 2012年以来，走出韬晦。
第三章：“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
即将到来的中国对外产业转移，需要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产业链编辑能力，以便尽可能按照我们的政治经济利益塑造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轨迹：
- 外贸惊人增长：
- 贸易收支平衡方面持续顺差
- 外贸总量大幅升高和出口总量全球第一
- 外贸结构改善：
- 商品：原材料到劳动/资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到高新技术出口品
- 贸易性质：加工贸易比例先上升后下降。2005年之后，落后外资撤出，加工贸易下降，长期来看仍会下降。
- 出口目的地：从出口中央国家到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对外围地区的出口商由中资企业为主。
- 出口企业性质：外资比例稳步回落。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动能：
- 观念的变迁：
- 从使用苏联模式到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成为主流。
- 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到出口导向型（不强调建立自己的完整产业体系），但是未极端化而是渐进融合。
-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 制度的变迁：
- 外贸管理体制市场化、国际化、法律化。
- 企业内部治理模式改革。
- 外贸经营权放开和扩大。
- 鼓励出口的政策组合：
- 外汇留成制度和人民币贬值
- 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
国际体系环境：
- 日本产业转移，四小龙诞生
- 美国限制进口增速
- 中国招商引资
- 所以对美出口绕行到中韩台地区。
贸易、产业与地缘政治经济
回答此章开头的问题。
对外贸易是否可以塑造一个有力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
基本思路在于培育“产业链编辑能力”。
所谓产业链编辑能力（capacity of industrial chain editing, CICE），是指大国依靠资深市场规模以及对某些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掌控而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借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来主动调整地区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产业地理分布，以便从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获得优势和权利。
今天，经济成长，吐故纳新，顺比较优势，我们之前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不应该是优势了。
用国内消费取代外需和投资拉动经济成长的中国经济转型，既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必要举措，也是建设国内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所以产能向哪里转移？怎么转移？
- 可以推动他国市场内在趋势加速，但是不能改变内在趋势。（斯里兰卡、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转移纺织化工。）
- 集中力量深度介入少数经济体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
- 对周边单个国家依赖最小化，并让他们对我们依赖最大化。
- 中国已有的确保有效的编辑产业链的资源：
- 部分产业的控制权
- 技术资本积累
- 越来越大的本土市场规模
- 政府高调控管治能力
- 巨大国家资本积累
- 未来国际大国的国际信用
新问题：当替他大国也拥有上述资源和条件时，并试图运用这些资源实现与我们目标抵牾的地缘经济政治构造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如何应对？
第四章：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招商引资与缺口论：中国为什么要吸引外资？
- 资金缺口论：缺钱。这是没有解释力的，不论是外汇还是储蓄。
- 技术缺口论：资金本身不是资本，只有资金与特定行业的技术、管理、营销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成为资本。但是仍没有解释力，技术并未转移。
- 制度缺口轮：中国对民营资本的歧视，而对外资无影响，形成外资对内资明显的竞争优势。
中国吸引外资并非政策成就，而是中国经济体制缺陷的症状表现。
渐变的外资政策：
- 地缘上：点到线到面
- 行业上：出口加工到一般制造到服务业
- 引资方式：合资、合作、外资企业等方式
- 引资政策背后导向：进口替代到鼓励出口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
外资的贡献：
- 协助中国转变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
- 帮助缓解就业和大城市挑战。
- 帮助积累外汇。
- 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和产业层次。
- 竞争效应
- 示范模仿效应
- 联系效应
- 培训效应
关于外资的争论：“恐外症”“崇外症”及其本质
本质是带有非理性的思维特征，对中国企业中国人的特质与潜能缺乏最起码的信心。 谈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谁是外资”、“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什么是垄断”。
恐外症：
- 中国外资依存度过高（考虑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总额/GDP）
- 我们只算了直接投资，算上间接投资的话，依赖程度并不高
- 压低人民币价格情况下计算的GDP是有问题的。
- 有根据的统计数据是外资的对外出口占中国出口量的比重。
- “斩首策略”：独资企业或者控股合资，进入市场时，将中方品牌束之高阁取而代之。
- 市场的首席裁判员应该是价格而不是政治，被斩首说明产业出了问题。
- 诉诸情感和道德而不是理性和法理。
崇外症：
- 外资的优越性和价值被捧得太高，反过来支撑着这个优势。
- 对外资迷信的背后，是部分人不愿正视历史和现实，不愿向事实低头，不愿承认中国民营资本的实力和潜力。
外资政策的未来趋势及政治和战略潜力
未来的调整方向：
- 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
- 将国内市场吸引力而不是廉价要素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从全球生产基地转变为一个全球最大市场。
- 积极参与甚至推动国际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
- 平衡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资金。
产业升级：
- 产业升级难以靠外资实现，高价值就业机会是世界各国政府努力竞争、想尽办法留在本国的东西，在国际市场上本来就稀缺。
- 政府及其资本触角在推动中国产业赶超和升级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不同行业中政策绩效存在明显差别。
案例中的教益：
- 面向家庭个人的消费品，向民营资本开放越早越彻底，创新能力越强。国企改革适合扮演财务投资者角色，从管资产到管资本。
-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市场规模。我们应该把产业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别国国民和家庭（而非政府）能主导的行业中。
- 政府官员要相信本国私人企业家的潜能和潜力，要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政府需要做的是意识到哪些产业出现问题，哪些地方资源配置效率低，并为生产力提升打开空间。一个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没有人能不劳而获，让人民都劳有所得。
第五章：人民币汇率于人民币国际化
汇率的政治经济学
一般观点：货币即是权力，即使是和平时期，金融业也是受制于政治需要的。
不可能三角：
- 资本流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能同时成立。
- 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浮动汇率政策下货币政策有效。
不同立场的汇率偏好：
- 出口海外投资型偏好汇率稳定，依靠国内市场的则更希望货币政策独立。
- 生产贸易品部门偏好固定汇率，生产非贸易品（金融业）部门偏爱浮动汇率。
- 中右翼政党更厌恶通货膨胀，左翼更关心失业率。
- 执政稳定政党汇率偏向弹性和高估（长远经济目标低通胀），执政不稳政党偏向干涉本币维持低估。
人民币汇率波动后的政治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 1981-1984：盯住一揽子货币，双轨制，汇率下跌，扶持出口。
- 1985-1993：双轨外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持续下跌，恶化国内通胀。
- 1994-2005：盯住美元，汇率长期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前期合理后期僵化，入世后应做调整。
- 2005-2013：盯住一揽子货币浮动管理，目标维持出口和就业稳定减少顺差，对美元稳定升值，导致套利行为，助长本土资本泡沫。
- 2013之后：参照一揽子货币双向波动，从汇率干预中逐步淡出，目标从被全球流动性绑架的货币政策中解放出来，波动性扩大但是保持强势和稳定，有助于打击套利，热钱流入减少。
对应的政治：
- 1972-1980：人民币高估不利于出口，贬值又会在非贸易项目吃亏，于是双轨制，贸易非贸易采用不同汇率。
- 1985之后：中央地方博弈，政府企业博弈，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
- 1997 亚洲金融危机宣布不贬值，考虑国际形象和香港金融的稳定，同时当时外汇储备高，中央财政资源增强。这一行为奠定了中国在争取东亚地区领导地位的国家信用基础。
- 1998年之后盯住美元，不愿意恢复弹性，是在当下结构性失业背景下提出的。
- 2005年之后发现汇率低估不利于产业升级，所以开始稳步升值。
人民币国际化
一个经济强国的货币在实现了自由兑换后，被其他国家接受，成为国际支付和处置手段，我们称这种货币为国际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衡量：
- 好处：铸币税、节约外汇储备成本、降低汇率风险、扩大贸易投资、可以对外转移宏观经济风险。
- 负面代价和风险：
- 低端产业挤出效应。
- 经济泡沫化风险（吸引巨量游资）。
- 放大汇率波动（大量流入流出）。
- 货币政策会收到海外存量货币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并不难，向外“送钱”即可。 难的是让它的负面代价最小化。 日本国际化就是我们的反面教训。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 2008年之后全球货币结构的动荡。
- 中国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且有良好的工业基础。
- 美欧亚并驾齐驱，但是在亚洲日元难堪重任。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
- 2012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0.56到15年3.91，18年4.84，在震荡中增长。
- 政府管制方式重大变化，顺应市场需求政革放权。
- 2013开始跨境结算支付规模上升，2017年下降至2012年来最低水平。
- 涉外部门统计和管理中人民币计价。
- 海外人民币清算行。
-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的政策辩论
央行支持主张放开。 一部分经济学家，包括社科院北大的学者提出批判质疑，反对放开。 两者展开了辩论：
- 从利弊上看：
- 支持者认为放开的好处：
- 更多融投资机会，优化资源配置
- 创造非政府部门资本流出途径，避免实体经济硬着陆
- 倒逼国内改革
- 反对者的焦虑：
- 资金外流对国内产业负面冲击
- 支持者认为放开的好处：
- 从开放和改革的顺序上看
- 央行认为可以同步审慎进行
- 一部分学者认为先改革再开放
- 开放倒逼改革的理念
- 反对者认为以外促内风险性高，历史上不乏失败案例
- 要不要公布开放时间表
- 反对者认为给出开放时间表不如给出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时间表
- 支持者认为时间表有必要。因为开放的实际利益受损者是权力部门，让受损者制定开放的方案推动起来会很难
辩论的三个特点：
- 对风险的认知和态度存在很大差异。
- 双方都是列举归纳，缺乏整体主义视角。不完全归纳无法说服对方。需要有整体视角，用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
- 双方对“应然”和“实然”的侧重。
国际化的条件和战略
阶段：
- 区域性国际化，东亚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展开。
- 成为国际金融活动媒介和国际金融资产。可以使用美元当年“先挂钩后脱钩”的策略来获取信心。
步骤：
- 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改革
- 升级产业结构和提高技术能力
- 全球资产投资和并购渠道的建设
第六章：外汇管理政策与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替外资保管的金银细软。 但是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外政策工具，政治上实现了“金融恐怖平衡”，大大弥补了中国整体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方面的弱势。
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储备的形成
外汇储备：当局（不包含民间）能够有效控制并可随时动用的对外资产。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在“强制结售汇政策”，“银行外汇周转头寸限制”，“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下形成的。 以10%的复合收益率估算，我们外汇储备规模远远小于外资在中国经济体内部的资产积累。
之后外资撤出大量挤兑时怎么办？ 市场有风险，买卖自愿，人民币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本币贬值。
外汇储备的经济含义
- 为什么要积累巨额外汇储备？
- 底部贸易赤字、保证偿付的外汇需求、维护汇率稳定、灾难时的战略储备。
-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外汇储备？
- 外汇储备的高速不平衡增长源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功能缺陷，效率低下，无法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
- 只要我国国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较大的效率差异，我国就只能通过这种“体外”资本循环方式支持国内经济增长。
- 导致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 中国积累多少外汇储备合适？外储如何实现保值升值？
- 维持正常的需求，7000亿之内。
- 国债投资转为优质企业股权投资（例如淡马锡、阿布扎比投资局、挪威养老基金）。
- 如何控制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
- 改善国内金融市场，民间金融合法化
- 拓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 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减少游资套利空间
外汇储备与“中国-美国”
中国明知持有的美元存在贬值倾向，但是不能卖出，因为如果卖出美元，那么美元将出现恐慌性贬值，导致自己手中剩余的美元资产缩水。 中国所能做的就是与美国政府谈判，警告他们不要做出背叛的行为，否则两败俱伤。
金融恐怖平衡：我们（美国）依赖的是他国不对美国赤字融资所需偿付的代价，（也即）他国一旦停止融资需要偿付的代价（是如此之大），确保了他国将继续融资。
中美之间数十年相对成熟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存在“核恐怖平衡”和“金融恐怖平衡”。 平衡中中国处于相对弱势。 随着中国新世纪出口多元化，对美依赖减轻，谈判地位强弱之势悄然异位。
中国意识到这种关系不可持续，所以逐步从“三外路线”循环中脱离。 中美关系少了重要的稳定器，如何维持一个较低成本的可持续和平环境？ 并且全球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在中国周边大规模聚集是存在安全和政治前提的，就是东亚和平与稳定。
由于美国目前仍然主导着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格局，那就潜在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跳起某个地区性的冲突并放手升级之，结果将是东亚资本的极速外逃，美国的融资问题一夜间获得解决，尽管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不可持续的解决方法。
储备多元化及其政策后果
中国持有大量美元，但其实是美元的空头，而不是多头。 华尔街跟庄，中国外汇储备增大时，他们就做空美元做多欧元，减小时就相反。 那常识为什么错了？ 外管局结售汇过程中收入的资产重新配置为美元资产和非美元资产。 就是买入外汇资金然后配置。 买入端美元比例极高（例如80:20）（由于美元可获得性高），然后配置时比例（50:50），其实是在卖出美元，买入非美货币。 所以当资产配置在美元上绝对数目多时，其实已经售出了大量的美元。
作为美元的空头，中国外汇储备面临何种风险？ 当然是美元上升周期。
- 外汇储备名义价值下降，欧日元资产贬值。
- 金融系统投入矿业和原油的信贷将面临风险。
- 不能陷入被逼空的状态。
美元的上行一般由以下因素驱动：
- 美国经济领先于日欧复苏
- 失业率下跌到6.5%以下
- 美国能源独立导致逆差减少
- 中国因素（空头力量其实在衰减）
被全面逼空的前提条件：
- 美元超级强势周期
- 巨额资本逃离
- 出现新制造业大国
- 国内通胀高企，人民币没有贬值空间
- 中国产业转型面临失败
第七章：中国对外资本输出
中国正在从一个（产业）资本净输入国变成净输出国。
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企业“走出去”对提升巩固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政府也改革投资体制，鼓励本地企业国际直接投资。
“走出去”的动机：
- 获得市场
- 获得外部生产要素：能源、原材料、技术、研发能力、品牌
- 往返程投资：打扮成外资回归
“走出去”的问题和挑战：
- 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监管不到位容易贪污和资本外逃
- 民营企业融资担保和保险问题
- 企业和个人要在行为方式上严格约束自己，要合规合法道德
-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不完善
自主品牌国际推广过程为中国国际公关提供政策杠杆： 成为西方媒体的大客户，则会拥有对他们施加压力的重要杠杆，他们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会有所顾忌。
中国资本输出的现状和未来
输出的现状：
- 1978-2000：建立经济特区吸引资本
- 2001-2012：加入 WTO 引入输出并重，央企海外并购
- 2013-至今：输出为主，兼顾引入
输出的主体：
- 国有企业为主：效率低下，动机模糊，意识形态上被怀疑
- 民营企业很少：天赋惊人，家族地缘为基础信用网络融资，但是目光短视
战略方向和地缘空间：
- 金砖体系、一带一路
- 西南西北产业聚集带
- 西部大开发升级
第八章：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权争夺
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及其投资规则之争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种政府金融投资工具。 与外汇储备不同，它偏好更高收益率。 从资金来源看，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分为三类：
- 贸易外汇盈余
- 资源出口外汇盈余
- 国际援助
2007年开始，西方政界开始担心主权投资中钱的所有者之意图和潜能，担心出于政治和战略目的而不是商业盈利目的的大规模买卖。 所以下方一直主张制定一些“国际制度”来约束我们。 西方国家一方面想要这个资金，另一方面又害怕金融核武器。 目前来看，国际新规者制定主导权基本掌握在美欧手中。 但是其实美欧之间，各大经济体内部也存在分歧。 但是仍有一些共同诉求：
- 通过非正式国际立法来约束和规范主权基金，并将规则的制定权和监督过程掌握在美欧控制的 IMF 和 OECD 手中。
- 从道义上贬低、法律上禁止实践中防范各国主权基金出于政治与安全动机的投资行为。
- 要求主权基金提高透明度。
- 在此前提下，维持各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于是美欧采取了一些明确的策略和措施：
- 以美欧主导的多边经济组织作为工具，制定规则，拉拢引诱世界各国接受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
- 制造国际舆论并炒作形成国际共识
- 分而治之，压迫小国主权基金满足规范，塑造国际惯例。
我们在贸易、裁军、气候变迁等各种全球治理问题谈判中，已经反复得到如下经验和教训： 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最关键的一步。
中方立场：
- 鼓励而不是禁止出于政治目的的投资
- 提高透明度应该是在坚持联系原则和自主原则两大基本前提下进行。
- 维持美欧资本市场开放下是对主权基金东道国的合理补偿，也是维持全球金融经济秩序稳定可持续的基本前提。
当越来越多的资产和股权被划为非卖品的时候，他们所支撑的货币将会不可挽回的越来越疲软。
当前谈判地位和可选策略
当前逆来顺受，被动妥协。
措施和策略：
- 搞一个功能性同盟，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拉到一起，成立一个新的投资者俱乐部。团结有大量资本的依附性小国。
- 扶持急需外来投资的中小国，塑造我们的国际惯例。
- 自主研讨会，探讨全球主权基金投资规则。
- 假如能团结几大主权基金，则在谈判桌上能制定有利于资方的规则。
国际投资法与中国的选择
世界范围投资法的发展：
- 多边国际投资法尝试，但是普遍失败
- 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
中国处于一个吸收投资和资本输出的双重身份中。 但是大背景是投资规模会超过吸纳投资： 所以中国新世纪以来的投资协定，采纳了类似美式范本的高标准投资保护机制。
第九章：超越“能源安全”
不论是从人均还是未来前景看，中国都缺能源。 国际能源炒家以能源安全剥削中国。 但是高油价也许并非坏事，中国进口量远小于体系中央国家。 如果油价使中央财富流向边缘，那么可以通过对边缘国家的出口把钱赚回来。 所以要跳出有人营造的恐慌情绪，跳出那些直接的局部的利益得失，才能冷静的全面辩证看待能源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意义。
能源问题的若干基本常识
- 能源生产消费在地域分布上严重失衡。
- 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化石能源仍是主体。
- 能源是世界上贸易规模最大的大宗商品。
- 能源问题被高度政治化。
中国的能源安全
什么是能源安全？ 狭义：可以安全供应，是可以充分稳定经济的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能源。
中国的能源安全可以分解为四个环节：
- 能源供给安全：有时是非卖品，所以需要同时使用市场和外交两种手段
- 能源价格安全：并不是越廉价越好
- 能源运输安全：防范被截断
- 能源消费安全：环境气候危害
中国的能源缺口是常见的夸大之处，其实缺口不大，有时甚至供大于求。 能源安全运输也被夸大，马六甲海峡其实可以替代。
高油价利于中国崛起
为了中国整体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在适当的时候有必要托起石油价格。
- 较高油价可以维持有利于中国的全球战略平衡。
- 我们希望确保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无法集中足够的力量、意志和盟友资源对华实施战略摊牌。
- 能源价格越高，中东地区财政力量越强，越有能力为美国及其盟友制造麻烦。
- 如果能源价格暴跌，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都会陷入财政困境。
- 托举油价在经济上也是合算的
- 油价维持较高位置，有利于中国扩大对外围体系国家出口投资，将托市成本赚回来。
- 适度托举油价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定价权。
- 拥有巨额石油储备之后，可以避免逼空。
- 熨平能源价格波动是大国的国际责任
- 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能源诅咒
- 我们的战略储备基地已经竣工
第十章：原材料市场中国的定价权
原材料市场的三个关键问题
- 市场结构与定价权。 即便我们在生产规模和莫呕血消费规模上是最大的，但是如果市场分散无序，在国际市场上仍不会有定价权。 所以对国内市场整合，用国内的联合协作对付国际上跨国公司的联合垄断，才能扭转地位。
- 资源配置到底应该以价格还是权力为杠杆？ 以价格为杠杆可以让整体福利和效率最大化。 但是国际市场非充分开放。 中国应该用现实主义确保自己的安全利益，再用理想主义去推动开放。
- 资源能源与金融和货币关系。 一个国家在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宗交易产品市场，那么该国在争夺相关商品全球定价权时便获得了不可小视的技术型便利。
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粮食安全
粮食具有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政治经济特性。 其需求刚性生产周期性，价格弹性小。
当前分工：外围国家从美国及其盟友进口粮食，自己则专门生产经济作物。 当年管仲所用的战略模式，今天在体系大国和外围小国之间悄悄重演。
对中国人来说，中国人什么都吃，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所受苦难的遗迹和明证。 目前来看，从供求关系来看，中国粮食自给有余，基本平衡；从战略态势来看，中国是在勉强防守，态势堪忧。
当前的平衡能维持，是因为中央政府比较富裕。 如果不能维持，则要内部深度挖掘潜力，等待人口总量下降。 但是未来三十年，我们通过内部挖潜维持平衡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 人民币汇率上涨，粮食美元计价成本高，维持粮食产量则需要增大补贴（杠杆成倍放大补贴）。
- 工业化城市化，精耕细作失去其劳动力基础。
- 水资源匮乏限制粮食增长。
对于全球粮食格局的三个基本判断：
- 全球人口增加将为粮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为美国国家权势反弹埋下伏笔。
- 世界不缺耕地，也不缺潜能，缺的是耕地与高科技农业劳动力的错配。
- 粮食安全不能单纯依赖市场，必须有大国出来平抑粮价。
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长期解决出路是大规模农业资本输出：
- 政府出面包租购买土地。出资本管理技术，粮食按比例分成。
- 合同由政府签，经营由市场吸引国内农业企业承包。
- 控制中方农技人员数量与东道国结合。
- 中方企业粮食分成由中国官方投资机构保价收购，返销国内，或者在其他地区建立储备库用于平抑波动。
- 国内建立更大规模粮食储备能力。
疯狂的石头：铁矿石进口及其谈判
乌克兰中国铁矿石储量大，但是贫矿多富矿少，含铁量低。 从铁产量上来看，澳大利亚和巴西是最主要的两个铁矿石生产大国。 世界最大的铁矿石厂商位于巴西的淡水河谷，86亿吨高品位铁矿石储量。 铁矿石主要进口方是中日韩欧。
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中方2003年开始参与。 宝钢作为代表参与谈判。 宝钢在谈判中没有考虑到其他钢企的利益。 2009年宝钢退出谈判，中钢协接手。 他们站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谈判，“宁可谈判破裂也不妥协”，但是对于企业实际需求和市场谈判经验不足。 2010年，宝钢重新占据谈判主导权。 2012年初，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启动。 2012年以来进口地区经济增长放缓，铁矿石产量却屡创新高，价格走低，转变为买方市场。 2014年，我国开始涉足铁矿石期货的金融服务，旨在推动人名币计价、清算和结算铁矿石，是金融市场的创新，也满足实体经济套期保值的需求。
中国决策者意识到美元存款的不可靠和矿藏价格低迷的机遇。 于是鼓励国企央企走出国门收购海外矿山资源。 2009中国铝业收购力拓赔了夫人又折兵。 五矿收购 OZ Minerals 旗下核心资产则获得良好收益。
有专家认为，如果要改善目前处境则需要在内部贸易和公平性下功夫，改变国内钢企一盘散沙的局面。 也有学者提出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
稀土
我国稀土储量占全球71.1%，产量95%。 却不能像石油和铁矿一样控制全球价格，这是因为企业互相杀价，导致价格低位运行。 （其实国外也有大量的未开采稀土矿，因为其相对于中国稀土不经济所以仍未开采。）
中国政府试图实现稀土行业全行业整合。 2009年对我国储量产量第一的三种矿保护性开采。 并鼓励企业走出去收购国际重要稀土矿资源。 对保护性开采，西方国家强烈反对。 但是这并没有违背国际贸易准则，且符合国际惯例。
联合国《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宣言》： 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为了保卫这些资源，每个国家都有权采取适合自己的手段，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 任何一国都不应遭受经济、政治或其他形式的协迫，以致不能自由地和充分地行使这一不容剥夺的权利。
中国稀土政策的若干选项：
- 提高关税，控制出口配额：有利于内外价差，和新能源产业的先手。
- 对矿企征收高额环境税和资源税：利益留在中国，抬高全球价格，但是没有保护国内科技企业利益。
- 稀土金融化、货币化、储备化（像黄金一样）：财富增值，但是降低其使用价值。
第十一章：中国的对外援助
中国援外的历史和现实
- 新中国成立后30年：
-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 大力援外并不是过度承担国际义务，影响自身发展，而要与当时冷战的背景结合理解。（但是这里也没说怎么理解。）
- 第一代领导人，世界革命的背景
- 谋势，用较小成本获得国家声望
- “三外路线”下的援外
- 随着人民币贬值，受援国感到援助力度减小
- 自身经济扩张，援助占本国财政份额下降
- 第二代领导人，优先本国经济发展
- 无偿援助变贴息贷款，大型项目变中小型项目等
- 谋利，不求改变体系而是融入体系
- 援外工作新高潮
- 为了确保能源原材料供给，重新活跃
- 与西方国家口惠而不实形成对比
- 强调双赢
- 美欧认为中国援助：
- 涉及一些对专制政权的援助
- 不干涉内政不利于改善全球治理水平
- 利用援助做为争夺原材料的辅助手段
- 很少雇佣当地人，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援外理论
自利利人的审慎道德原则：重塑对外援助的政治伦理基础
- 援助宣传中的道德主义是一种陷阱，大家的援助都被诟病的原因在于，大家普遍使用很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和评价援助行为。
- 援助和意识形态的捆绑，无益于国家间的稳定和良性互动。
- 国家的对外援助不是慈善活动，而是理性的广义的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
- 审慎性道德准则：用人的标准来要求而不是神的标准来要求人，不通过损害他人以自利。
- 审慎道德标准低调可行可持续。
- 中国援助行为的特点：心理上平等，事理上互利。
- 中国人明白：对于落后者而言，尊严往往比五斗米更值得珍惜。
在符合审慎道德原则下，国际援助的必要性：
- 增进国家人民间信任友谊和认同，利于体系持久和平。
- 有殖民原罪的国家，有义务提供援助：假如先辈犯罪而获得好处至今仍为当代人享用，那么赎罪是援助不单是消除负罪感，更是一种政治和道德的必须。
- 全球市场中心的大国，发达国家从风险收益不对称获利巨大，代价由外围国家承担，补贴外围国家是平衡体系内生的不公平。
- 贫困和混乱会溢出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影响富国的长期利益。
干涉与良治：援助中的主权问题：
- 用财力逼他人就范，实际也是一种专制
- 任何人手中都不拥有绝对真理
- 在一国经济技术水平和社会结构非常落后情况下，强求发展民主可能是拔苗助长的做法。
- 援助者不应随意对他国家庭内部事务发表见解。
改进中国的援外政策
- 重视人的作用
- 争取当地民心，不能只惠政府
- 重视人员交流，服务民生
- 改革援外决策和管理机制
- 缺乏协调统一的高于各部委的决策部门
- 随意性较大缺乏论证
- 权利竞争，责任推诿
- 未纳入法制化轨道
-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高效对外援助还有很大空间
- 应该争取本国民众理解
- 集中援助树“典型”
- “撒胡椒面”难以产生强大的初始动能
- 评估上来说如果该国更依赖中国市场而不是中国政府，则援助成功
- 对其他国家对华政策产生诱导作用
- 安哥拉模式就是很好的例子
- 援外和资本输出结合
- 形成合力，良性循环
- 滚动发展，使对外援助在中国内部具有经济效益上的可持续
- 这种援助某种意义是一种投资
- 在和美元脱钩后，我们需要使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要让其真实成本降低。
- 援助形成的友好氛围，基础设施可以为投资创造条件和抬高收益率
- 土地矿权股权有获得资本增值机会
- 金融危机救援，救急不救穷，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往往最有利可图
- 改进对援外事物的宣传
- 拿出少量美元储备以贷款方式援助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整体长远考虑
- 民众认为政府拿着本来属于自己的财富白送给别人，这反映出：
- 货币知识的缺失：美元不能用在国内，不用掉只能躺在美元债券，不能支付国内贫困学生的学费或者为苦难群众造房子。
- 民生问题关注度高
- 宣传技巧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第十二章：结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潜能和风险
关于两组关系的探讨
- 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
- 国家很重要，但是如果光靠国家控制，没有市场来配置资源，那么经济必然缺乏活力，最终国家力量也会衰竭。市场的确很高效，但是离开了国家力量的规范和约束，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难以自我维持。
- 为了在全球市场获取超额利润，内部非市场化往往是一种必须，有选择有分寸的搞些政府管制，尽管会不可避免的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但是由于这种管制获得了外部博弈的优势，那么超额利润可能足够弥补内部损失。
- 中国与体系间的关系
- 哪个国家越能够全面彻底有效地把人类整合到全球性的交易分工和要素流动中来，就越能得到“天命”的资助。（世界市场体系对各地区各文明的吞噬消化和整合。）
- 我们将用什么办法来实现比美国时代更加全面深入有效的整合全球的经济要素？
- 我们如何在主导权更替的过程中尽可能实现和平禅让而不是物理决斗？
“三外路线”是否可以向外围国家推广
- “三外路线”的普适性：
- 体系外围国家：资本缺乏，工业技术能力落后，层次较低，人才匮乏，制度落后，国内治理混乱。互为因果互相牵制。
- 三外路线使中国一下子摆脱了资本匮乏，也让其他方面逐步改善。同时快虚积累外汇储备，增强了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 三位路线可以看成一种融资模式，向他国（产业资本）融资，向未来融资，从而在特定地域和时间点上集中足够密集的资本规模，实现发展的突破，开启发展的正循环。
- “三外路线”的推广：
- 向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推荐，对中国有以下好处：加速产业升级和对外转移趋势，减少美欧贸易顺差但是不会损减整体福利，出口数量损失换来的是质量提升，在国家间形成不对称依赖，符合人民币国际化内在需求。
- 美欧应该不会反对此路线
- 适用性前提：
- 资源富集劳动力匮乏就不适用
- 要求政府对社会有很强的渗透控制能力
- 出口加工工业的地理要求
- 民族文化对勤劳节俭的鼓励（较容易改变，例如70年代被认为懒惰，90年代勤奋。）
- 竟然制度变迁可以大幅度改造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对非洲或者其他地区人民持悲观态度呢？
- 时机问题，目前中国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战略潜能
中国已积累了罕见的经济实力，但是执政者还不善于用这种实力寻求国际抱负。
对各章探讨的对外经济关系各个方面潜能加以总结：
- 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时，可以使用自身各方面优势塑造周边中小国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
- 集中了世界最大的外汇官方储备可以通过耐心大胆巧妙的长期投资把手中外汇变成世界主要跨国企业的控制权，形成网络化的非正式权力。
-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修正货币格局，让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获得更有利的位置，并对美国国际权势基础形成瓦解作用。
- 中国企业走出去创建品牌的时候，中国的外宣系统应当加以支持和利用，获得世界各地主流媒体的影响力。
- 借助自身资金和市场规模，应该有选择的调控全球基础原材料的价格，拥有部分定价权。
- 对外援助和资本输出结合起来，在体系外围国家扮演金融和货币危机救援者的角色，形成中国援助品牌。
这些构想的实现需要中国的决策和执行体系做必要的改革，尤其是将对外经济事务同涉外政治事务之间的制度性藩篱消除掉。 比较现实的政策建议，通过边际性改革促进对外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之间实现若干功能性的结合。
对外经济关系的风险
2010-2020:
- 货币政策与泡沫化风险：
- 这里不是说价格高得让人难以理解就是泡沫，而是符合某种特点的价格运动过程。（自我增长自我毁灭的循环。）
- 外资的投资行为，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事实，又使外资“理性决策”，继续投资。
- 全球化退潮风险
- 对外投资效率风险
- 国有企业体制缺陷，对人激励约束不充分
- 民营企业规模小，资本有限
2020-2030:
- 逆全球化纵深发展，中美经济持续脱钩，并各自组团将全球市场再次变成相互平行而竞争的两个体系。
- 美国国内的债务周期将迎来巨幅调整阶段。
- 2021年前后巨额的债券到期，借新还旧不可持续成本提高，除非大幅降息。
- 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没有很好的回答以下问题：
- 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发展不起来？
- 可能并不是钱，而是现代主权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 我们通过一带一路究竟在追求什么要素？
- 不是能源资源，甚至也不是劳动力，而是巨量年轻消费者。
- 当发展中国家还不起债的时候，我们如何追求回报？
- 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发展不起来？